在新中国第一次授予军衔的灿若星辰的将领队伍里，他的名字也许不大为众人知晓。但是，当时间的巨手把日历掀到1956年仲夏，中华民族将一个历史的重任放到他的肩头，他的名字便即刻传遍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将对前日本陆军第一七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滕田茂、第三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线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开庭公审。

　　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民任审判官，审判外国侵略者，这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时间，共同社、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德新社……电波四起，抢新闻，争版面，大书特书：“审判日本战犯，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证明”；“它可同纽伦堡、东京、伯力的几次国际审判媲美”；“这次审判，对于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产生微妙的影响”……

　　出任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的袁光将军，那年40出头，远不如想象中的魁伟，但目光明亮，自信，举止洒脱，矫健，有着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

　　在这举世关注的时刻，他的思绪如潮：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他和朱老总一起参加了广昌战斗；长征途中毛委员参加他所在无线电队党小组的活动；他和用同一个瓷缸吃过野菜；是周恩来亲自调他去四方面军工作，当然了，为了张国焘的排挤而与之巧斗……今天，他的肩上挑起了6亿中国人民的重托，审判民族之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思索着中央把审判日本战犯的地点由抚顺移至沈阳的决定，愈想愈觉得意味深长……他想到为做好这项工作而繁忙的不平凡的日日夜夜。

　　那时，我们的共和国刚刚诞生，还没来得及颁布一套完整的法律，法制也没有健全，要进行具有国际意义的审判，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孟冬，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北京香山卧佛寺一座幽静的别墅里，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的一群精英，在高克林同志的率领下，研究法律，起草文件，查阅案卷。袁光将军自己则抱着厚厚的国际审判的文献，国外的有关法律、法规悉心研究……

　　袁光清楚地记得：一次，周总理听取审判准备工作的汇报时，一位负责同志提出，鉴于国际上已有先例，我们应在文件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赔款一条。周总理微微一笑，继而摆摆手，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讲了，日本是战败国，困难重重。要赔款，政府能拿出钱来吗？还不是从日本人民手里来。这个款，不要赔了。”

　　同志们听了为之一惊。细细体味，心潮翻涌。深深感到，党中央这一决定的正确英明。

　　时间一天天流逝，准备工作一天天进展。一份既合乎中国国情，又合乎国际惯例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战争分子的决定》,经过深谋远虑、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终于在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上通过。

　　在玉兰花开的时节，审判的各项准备工作，由董必武、彭真亲自挂帅，具体指导，以及国际法学专家献计献策，已经就绪。

　　在一个大暑酷热的日子，袁光将军专程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亲自找溥仪谈话，让他出庭作证。溥仪百感交集，向袁光将军连连点头：“照办，照办，我一定出庭作证，详细供述战犯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奉行的侵略政策，统治和奴役我国东北人民和罪行。我要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

　　上午8时30分，袁光将军身着笔挺的军服，正义凛然地走进审判大厅，端坐在审判长的席位上。他庄严宣布：“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嚓—，嚓—，嚓—，嚓—”步履沉重，神情沮丧的8名日本战犯被卫兵押上了被告席。此刻庄严肃穆的法庭，连一点声息也听不到，只有摄影机的镜头时而对准台下，时而对准台上，忙个不停。

　　1942年10月28日，铃木启久为了执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向其所属的第一联队和骑兵队下达“彻底肃清潘家戴庄的命令，野兽般的日本侵略军在潘家戴庄用机枪扫，步枪打，刺刀捅，集体屠杀了包括婴儿、老人、妇女在内的1280多名和平居民，周树恩一家12口人有6口人被残杀，他自己是从埋人坑里逃出来的……

　　周树恩捶胸顿足，悲痛欲绝地走近被告，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露出累累刀痕。旁听席上的人都落下泪来。有的群众还失声痛哭，其悲愤之情难以言表。

　　作为审判长的袁光，强压下心中的怒火。铃木启久扑通跪下，全身颤抖，嘴唇翕动着：“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谢罪。”

　　1956年6月19日，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宣判，分别判处被告铃木启久等8名侵华日本战犯有期徒刑20年到13年不等。徒刑至判决之日起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

　　我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中国人民“不念旧恶”、“以德服人”的传统美德和友好感情，像千百条美丽的彩带，飞越万里长空，跨过波滔滚滚的大海，把中日两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